醉里挑灯看剑(书号:10934)(陶渊明陶先生)最新刚刚更新章节

小说:醉里挑灯看剑(书号:10934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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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陶渊明

角色:陶渊明陶先生

简介:简介:醉里挑灯看剑

醉里挑灯看剑(书号:10934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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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0章 苏舜卿与沧浪亭

苏州园林中,沧浪亭并不算最好的。拙政园、狮子林的名气,都在它之上。但我三过苏州,曾三游沧浪亭。徘徊其间,对绿水丘山,古木修竹,我的心情总有一些落寞。这并不是因为我不喜欢这里的园林之趣。初到苏州,我产生的最强烈的印象是,这座城市是最适合文人居住的地方。园林酒肆,水巷人家,处处都渗透着东方文化的圆融。那我落寞的心情又何以产生呢?

我最早知道沧浪亭,是通过一首名为《沧浪亭》的诗:

一迳抱幽山,居然城市间。

高轩面曲水,修竹慰愁颜。

迹与豺狼远,心随鱼鸟闲。

吾甘老此境,无暇事机关。

诗作者是北宋早期的文人苏舜卿。诗与梅尧臣齐名,世称“苏梅”。这沧浪亭,便是苏舜卿花钱构筑的私家园林。国内所存古诗人的宅邸而擅园林之胜的,一是成都的杜甫草堂;二是苏州的这一处沧浪亭。杜甫草堂现在的规模,已远不是当年杜甫的蜗居了。是后人为纪念诗圣而不断经营的结果。而沧浪亭一经建成便有园林的格局,这从苏舜卿的诗文中可以印证。

当今之世,诗人是最贫穷的一群,几近文丐。古诗人的日子好过一些。因为他们并不把写诗作为职业。他们多半都是官员,有固定的俸禄。所以,古诗人中,虽然有杜甫、杜荀鹤这样的贫穷者,大部分诗人,都过着赏花吟月的贵族生活。但是,能够建造私家园林者,却又是屈指可数的了。

那么,苏舜卿究竟是在怎样的一种情况下,能够建造起这座沧浪亭呢?

苏舜卿,字子美,四川中江县人,曾祖苏协随孟蜀降宋后,授光禄寺丞,知开封府兵曹事,举家便迁到了开封。祖父苏易简,父苏耆,皆进士出身的官员。也都是名噪一时的文人,都有文集刊世。开封乃宋朝的首都。苏耆当过开封县令,这职位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长。苏舜卿生长在这样一个官宦世家中,不知饥馁冻饿为何物。且从小浸淫典籍,浏览书乡,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贵族子弟。

苏舜卿所处的时代,正处于宋朝的上升期。除契丹的入侵使北边屡有战事外,国内基本稳定。但朝廷内革新与守旧两派的斗争,却须臾没有停息。苏舜卿二十二岁因父荫入仕,当了一个太庙斋郎的小官。当年,因玉清宫毁于大火,皇上想修复,苏舜卿便向当朝的仁宗皇帝献上了一篇《火疏》,反对修复。内中有这样一段:

楼观万叠,数刻而尽,诚非慢于御备。乃上天之深戒也。陛下当降服减膳,避正寝,责躬罪已,下哀痛之诏,罢非业之作,拯失职之民,在辅弼,无裨国体者去之,居左右,窃弄权威者去之,精心念政刑之失,虚怀收刍荛之言,庶几灾变以答天意。

二十二岁,从今人的角度看,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,可是偏偏不知天高地厚,竟敢教训起皇帝来。这种“好为帝者师”的举动,一方面说明苏舜卿的幼稚无知,一味地持才傲物,只想出风头,而不知人情的凶险;另一方面说明当时的士风还算健康,君臣之间的关系也还比较宽松。不然,这样高标准的“毒草”是绝对不可能出笼的。即便出笼,其下场之悲惨也是可以预料的。苏舜卿没有因为这篇《火疏》受到任何打击,五年后,他反而顺利地考中进士。说明仁宗当时的政治还算清明。

兹后,苏舜卿还给皇帝上过《乞纳柬书》和《诣匦疏》。文笔更加疏狂,批评的口气也更加严厉。特别是后一疏,甚至指名道姓斥责皇上跟前的一些近臣,尸位素餐,虚庸邪谄。皇上一天到晚和艺人混在一起,歌舞享乐,心志荒荡,政事不亲。这样的批评,不要说用在皇帝与辅臣身上,就是一般的人,恐怕也很难接受。

写《诣匦疏》时,苏舜卿已经三十一岁了。居丧期刚满回到开封。如果说九年前写《火疏》,是因为年轻而不谙世事。那么现在则说明他的性格的偏执,也可以说是可爱。嫉恶如仇,勇于任事。这种性格有助于艺术的发展,但对于官场,却是一个不和谐音。人情练达即文章,说穿了,这练达即是滑头。说起来虽不好听,但却实用得很。在中国,混到高官位子上的,有几个不是老滑头?

然而有趣的是,这篇毒草抛出后三个月,苏舜卿还照例补了一个长垣知县。十年间上三疏,抨击时政,火药味很浓。但并没有影响他的仕途。这可能给他造成一种错觉,即“造反可以升官”,正义可以战胜邪恶。因此助长了他的狂放性格的发展,以致酿成最终的悲剧。

苏舜卿二十三岁结婚,娶郑氏为妻。五年后郑氏病故,旋即父丧,去官守孝,两年丁忧期满再度入仕。宰相杜衍欣赏他的才华,知道他丧妻,便把女儿嫁给了他。这一来,苏舜卿成了宰相的女婿,更是身价百倍。杜衍与范仲淹是政友,都是朝中的革新派。范仲淹于庆历三年即1043年入阁主政,任枢密副使,枢密使即杜衍。革新派人物相继掌握朝中大权。第二年,由范仲淹推荐,37岁的苏舜卿升任集贤校理,监进奏院。由此,苏舜卿进入“高官”的行列,其时他正当盛年,本可以凭借这一崭新的舞台,施展他的政治抱负。谁知由于自己的行为不检,被一直寻机反扑的守旧派抓住把柄,而导致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灾祸。

当时京师的俗例,各衙门春秋赛神,本衙门官员要聚在一起吃喝一顿。这酒饭钱由到会的官员们凑份子。也有的把本衙门的一些破烂清理卖掉,换一些碎钱买一顿吃喝。苏舜卿初当上京官,自然不肯放弃与同僚们相聚一乐的机会。他也让人把本司的一些拆封的废纸卖掉。钱不足,参加宴会的人又各出一些钱来助席。先是请来一班优伶歌舞助饮。喝到高兴时,苏舜卿便命令撤去优伶,让本司的吏员也走开,只留下一帮朋友。这时,苏舜卿召来两军女妓,狎邪宴乐。是夜尽欢而散。

邀饮与狎游,这在宋朝的官场中,本是常事。怎奈苏舜卿是政治漩涡中人。他岳父是当朝宰相,范仲淹和富弼为其副手,三人共理朝政,都是革新派。一些利益受到侵害的守旧派官员,一直在伺机反扑。苏舜卿本是京城名人,所邀饮者的十几个朋友,皆一时名士。因此反对派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。于是由御史王拱辰、刘元瑜上本皇上,弹奏其事。仁宗皇帝肯定记得这个上《诣匦疏》的苏舜卿,也肯定没有好感。于是下令把苏舜卿抓起来,枷掠严讯,过了两个月的牢狱生活。结案,判苏舜卿监主自盗,减死一等科断,除官为民。

监主自盗,指的是苏舜卿把公家卖废纸的钱用来招待同僚喝酒。这么一点点事,差点掉了脑袋,可见处罚之严。今天,各单位卖旧报纸打牙祭,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儿,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侵吞公家财物。可是,宋代的苏舜卿,做官做到了正部级,却因为这么一丁点小事儿被革职为民,这恐怕不能简单地用“欲加之罪,何患无辞”来解释。一方面,它说明政治斗争的险恶,抓住一点过错,把政治对手搞掉。既落得一个惩治腐败的好名声,又达到了剪除异已的目的,何乐而不为?另一方面,也说明宋朝吏治之严。如果法律上无章可循,卖废纸也决不会定下一个“监主自盗”的罪名。至于这法律实施的普遍程度,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。

庆历四年(1044年)的秋天,宋朝首都开封发生的最大事件,莫过于苏舜卿一案了。这一顿酒,不仅使他的命运产生逆转,从此离开宦海,一蹶不振。更使得改革集团受到重挫,蓄势待发的改革力量顷刻间几乎崩溃。史载“同会者十余皆连坐斥退,名士一时俱空。”这些名士,都是改革派的重要人物。到了第二年正月,改革派的三个领军人物俱被贬出京城,杜衍知衮州,范仲淹知汾州,富弼知郓州。此事的始作俑者王拱辰与刘元瑜相庆说“诸辈为我一网打尽矣!”

历史,留下了一段不可修复的遗恨。

春风奈何别,一棹逐惊波。

去国丹心折,流年白发多。

脱身离网罟,含笑入烟萝。

穷达皆常事,难忘对酒歌。

这首《离京后作》,是苏舜卿在庆历五年春离开开封南下吴中的旅途上写下的。表述了他劫难后的痛苦心情和有些勉强的自我安慰。两个月的牢狱生活,使他开始冷静下来,在狱中他只写过一首诗,他的一贯昂扬的情绪急转直下,变得颓废了。

诗是这样写的:

自嗟疏野性,不晓世途艰。

仰首笑飞鸟,冥心思故山。

刚来投密网,谁复为颦颜。

寄语高安素,今思日往还。

《诏狱中怀蓝田高先生》

大凡少年得志者,没有坎坷生活的经历。一旦遇到劫难,由于缺乏经验和心理承受能力,骤然间便会不知所措。由豪气干云到万念俱灰,由心存社稷到情寄田园,这种变化应在情理之中。

离开气象森严的京城,行船在草长莺飞的江南,对于疗治心灵的创伤,大有裨益。一路行来,下淮亭,上寿阳,过泗水,宿丹阳,面对娇红嫩碧,霏霏烟雨,苏舜卿的心情好多了。一个多月的行程,他写了十几首诗。对于创作态度比较严谨的他,这数量已是相当的可观。诗中渗透了挣脱罗网回归自由的那种轻松感。患难见真情。这一趟南行,他的弟弟子履一直陪伴左右。到了苏州,子履要回开封,他写了一首《送子履》:

一舸风前五两飞,南迁今去别慈闱。

人生多难古如此,吾道能全世所稀。

幸有江山聊助思,莫随鱼鸟便忘归。

君亲恩大须营报,学取三春寸草微。

诗是写给弟弟的,但感情所系,却在高堂老母。忠臣既不能做,则孝子万万不可不当。他提醒自己,不可贪恋江南的鱼鸟,而忘却自己的人子之义。他还想回去侍奉住在京城的白发母亲。

但是,诗归诗。苏舜卿此次南迁,一直到死,再也没有回到既令他梦魂牵绕,又让他黯然神伤的京城了。

史载:苏舜卿(庆历五年)四月,来吴中,始居回车院,盛夏蒸燠,不能出气,乃以四万钱购郡学旁弃地,吴越时钱氏近戚中吴节度使孙承佑之旧馆也。茸为园。

这园,就是沧浪亭。

孙氏旧馆历经百年风雨,早已沦为弃地。苏舜卿花四万块钱买下,再购置花、木、砖、石,造一座私家园林。从此隐居于此,读书注《易》,吟诗会友,过了几年相对安定的生活。

蒙难之前,苏舜卿到过苏州,曾感叹“无穷好景无缘住,旅櫂区区暮亦行。”他现在终于可以在这里颐养天年了。购地的当年,就建好园邸并搬进去住下来,只不过半年时间。从这一点看,最早的沧浪亭,决没有今日这么宏大的规模。建亭之时,苏舜卿正在落魄之中,不可能有人为其助建。四代为官,苏舜卿的家底应该还是殷实的,但毕竟不是巨富。所以不可能大兴土木。从他自撰的《沧浪亭记》来看,他仅仅只是修筑了一个亭子。至于竹、水、丘、林,则是孙氏旧馆的弃物,略加修葺即可。

初到苏州时,苏舜卿的情绪并不稳定,他甚至想离开吴中北归,有他的《秋怀》诗为证:

年华冉冉催人老,风物萧萧又变秋。

家在凤凰城阙下,江山何事苦相留。

这是他当年秋天登苏州城的阊门而作,题在城门的墙壁上。在诗旁,他又书了一行小字:“江山留人也?人留江山也?”江山留人而赵宋的社稷不留。同在这一年,同样遭到贬斥的滕子京,在洞庭湖边的巴陵重修了岳阳楼。被贬汾州的范仲淹为其题写了《重修岳阳楼记》。庆历八年的京城政变,为中国历史留下两处名胜与一篇千古传颂的美文。这倒真是应了那一句老话:江山不幸诗人幸。然而诗人还是不幸的,在三十七岁的盛年,苏舜卿不得不过起“狎鸥翁”的闲士生活。对于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诗人来说,这该是多么大的折磨。他的岳父杜衍,虽然也在谪任之所,但毕竟是一个风雨不惊的官场老手。这位卸任宰相,从远在北方的兖州寄诗来安慰沉沦在颓废中不能自拔的女婿。苏舜卿回答岳父:“易毁唯迁客,难谙是俗情。愁多怯秋夜,病久厌人生。”他仍在絮叨自己的愁和病。从这一点看,他只能当一名易感的诗人,他缺乏政治家的那种从容和忍耐。

好在苏州是一个最适合于文人居住的地方,好在沧浪亭及时建造起来,苏舜卿受伤的心得到暂时的慰籍。在苏集中,诗题冠以沧浪亭者,大约有六首,第一首是《沧浪怀贯之》:

沧浪独步亦无踪,聊上危台四望中。

秋色入林红黯淡,日光穿竹翠玲珑。

酒徒飘落风前燕,诗社凋零霜后桐。

君又暂来还径往,醉吟谁复伴衰翁。

由于苏舜卿的才华和特殊的地位,在京城时,他成了交际的中心,每日呼朋引类,名士往来,有酒有歌,有诗有舞。比起开封来,苏州虽然也是吴侬软语的富贵之乡,但毕竟淡泊得多。而且,更重要的,他不再处在社交的中心位置,他已经丧失了官场酬酢的优越感。所以,当老友贯之前来看望他,令他激动不已。贯之走后,他便有了这首伤感的诗。三十八岁的苏舜卿,已经从心理上称自己是一个“衰翁”了。

除了从书信上,他还保持与欧阳修、范仲淹、滕子京、梅尧臣等一帮旧友的联系外,在苏州,他的新交,则多半是吴中的文士或出家人,他们在一起吟诗唱和,研究书艺,品味琴韵,或探讨佛道玄旨。除诗文外,苏舜卿还擅书法,善弹琴,作为文人的看家本领,他似乎一样不缺。虽然官场中人都害怕同他往来,但一般的文人士子,都还仰慕他的名声,而乐得与他交往。他与这一帮地方上的名士在一起诗酒留连。渐渐地也就忘了开封的旧事。

这时,他在开封时的好友,如今尚在官场的韩维,来信指责他“世居京师,而去离都下,隔绝亲友。”他回了一信为自己辩护。这封信在他的文集和宋史《苏舜卿传》中皆有载,只是两者有些出入,但大致相似:即困居吴中,是不得已而为之。至于目前的生活,他在信中说:“……耳目清旷,不设机关以待人,心安闲而体舒放;三商而眠,高舂而起,静院明窗之下,罗列图史琴尊,以自愉悦;逾月不迹公门,有兴则泛小舟出盘阊,吟啸览古于江山之间;渚茶野酿,足以消忧;莼鲈稻蟹,足以适口;又多高僧隐君子,佛庙胜绝,家有园林,珍花奇石,曲池高台,鱼鸟留连,不觉日暮。”

这是一个十足的闲人。由于“迹与豺狼远”而“不设机关”,苏舜卿渐渐习惯了这种与官场无涉的文人生活,从文中还约略可以推测,住进沧浪亭后,苏舜卿一直没有停止扩建工作。“珍花奇石,曲池高台”,这些,都是后来添置构筑的。

在沧浪亭住了三年多,到庆历八年(1056年)春,由于韩维的上书,苏舜卿复官为湖州长史。但他并没有到任,这年的十二月,他病逝于沧浪亭中,年仅四十一岁。

苏舜卿少年得志,中年置身于权力的漩涡,是仁宗一朝名倾朝野的诗人,但他在政治上并无建树。虽然他热衷于改革,抨击时政不遗余力。但因不拘小节而引祸致身。在中国古代,由诗人而入官者,像韩愈、柳宗元、白居易、欧阳修、苏东坡等,身后留名,不是因为政绩而是他的诗章。当然也有例外,像高适、晏殊、王安石、范仲淹生前就已政声卓著。清谈误国,不幸的是,清谈恰恰是中国文人的通病。把文人习气带到官场,这官肯定就做不好。

今天,客观地评价苏舜卿,他在历史上最大的功绩,莫过于修了一座沧浪亭。他死后,沧浪亭屡易其主。宋绍兴初年,沧浪亭为抗金名将韩世忠所得,改为“韩园”,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扩建。元代废为僧居。到了清康熙年间,宋荦任吴中巡抚,寻访苏氏遗迹,已是灰飞烟灭。于是再度倡导重修。兹后又屡毁屡修。现在的沧浪亭,是清同治十二年(1873年)苏州巡抚张树声修筑的。

徘徊在沧浪亭中,我感叹苏舜卿的不幸。同时,又庆幸他终于觅得沧浪亭这一块宝地以寄托晚年的孤踪。苏舜卿写的《沧浪亭记》,如今尚刻在沧浪亭大门内的碑石厅内,驻足其下,我品味以下这一段:

……形骸既适则神不烦,观听无邪则道以明,返思向之汩汩荣辱之场,日与锱铢利害相磨戛,隔此真趣,不亦鄙哉!

从中可以看出,苏舜卿在沧浪亭,找到了自己人生的位置。他不适合官场,他无法适应那种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。可惜他醒悟得太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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