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烟(书号:11357)(李白李字)小说在哪里可以看

小说:人烟(书号:11357)

小说:其他小说

作者:李白

角色:李白李字

简介:简介:本书是著名小说家赵大年的散文随笔集

人烟(书号:11357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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默认卷(ZC) §第一节 小胡同·四合院
“有名的胡同三千六,没名的胡同赛牛毛”,这话形容老北京胡同之多。

衚衕,这两个繁体字很形象,把胡同夹在“行”字当中,就是可以通行的巷道。胡同来源于蒙语“浩特”,意思是有水井的居民区。元朝修建大都,纵横各九条大街,划分出棋盘式的居民区,区内四合院大小不一,胡同也有宽有窄,宽的可通行骡马轿车,最窄的只能过一个人,名称也象形:头发胡同、耳朵眼胡同。

自古“无水不建都”。北京地区三面环山,丛林茂密,河流甚多,地下水源丰富,小胡同里到处可以打井。胡同与水井密不可分,乃市井文化之渊源。

我出生在北京西城劈柴胡同高华里的四合院,记事时已搬家住到附近的小沙果胡同寿康里2号。寿康里是胡同的终端,呈“丁”字型,只有一个出口,十分僻静。出口处有大槐树,树下有井,井边的一家人拉水车每天两趟给寿康里各户送水,以此为生。京西的骆驼队也往胡同里送煤,送大白菜,骆驼就卧在四合院大门口倒嚼(反刍),我蹲在旁边看,怎么也看不见它在吃什么。

四合院就是四面房屋围着个方形院子,房屋的后墙代替院墙,是非常节约而适用的民居。典型的四合院,北房相对高大,坐北朝南,四季进阳光,冬暖夏凉,属正房,也叫上房,共五间,正中一间堂屋兼客厅,较宽大,两侧各有一间带耳房的卧室,耳房也可住人,大多用做储藏室。三世或四世同堂的家庭,上房由祖父母或父母居住。西厢房三间,上午进阳光,下午不西晒,冬天不喝西北风,由长子或长孙居住,人口少的家庭,也可辟为书房、客房。《西厢记》的作者王实甫是北京(元大都)人,他写的故事虽然发生在山西,却仍沿用北京人的习惯,让张生住在西厢房。东厢房三间,西晒,喝西北风,由次子或女儿居住。南房四间也叫南倒座,终年不进阳光,喝西北风,属下房,由用人居住。东南角是大门洞,连着四合院的大门,其余是门房、厨房、厕所。受宠爱的小女儿,可以住在北屋的耳房里,如同闺房,然而,若是嫁不出去,或者被丈夫休妻回了娘家,这样的女儿,以及没有生育男孩而又守寡的儿媳,往往也住下房,是不拿工钱的用人。四合院里面,门对门,窗对窗,哭笑之声相闻,好比一家人围着大方桌和和美美地对脸吃饭,却又是长幼尊卑,等级森严,互相监视着过日子。由此可见,四合院是封建家庭关系的外壳。

寿康里拥有十几座新式四合院,说它新,因为这些四合院是按图纸统一建造的,灰砖细瓦清水墙,大约是房地产商于清末民初,为了出租而投资兴建的。老北京的民居,除了“侯门深似海”式的深宅大院建筑材料精良之外,普通的四合院大多破旧了,几百年间来回翻修,外墙抹一层青灰,里面是泥土和碎砖头,很少见到新砖砌成的清水墙。寿康里的住户都是小康之家,独门独院。民谚描绘这种四合院拥有“天棚、鱼缸、石榴树,厨子、洋车、胖丫头”。我家大致如此。天棚,就是在四合院顶上搭个遮阳的席棚,初夏时节搭,秋后拆掉。老北京有这种棚行,杉篙、苇席都由它提供,来几个架子工,半天就能搭好;秋后也由他们拆走,还把院子打扫干净。鱼缸很大,在院子里露天养金鱼。除了红花似火“多子多福”的石榴树,还有葡萄架、夹竹桃、兰花和很多菊花,我的父母都爱花,给了花行定金,他们就按季把鲜花送来。洋车就是《骆驼祥子》里那种包租专用的人力车,据说是日本人发明的,所以也叫东洋车。我家那辆人力车很新,雪白的坐垫,车灯、车把铜头、脚踩的车铃铛擦得精光锃亮,车夫年轻力壮,除了接送我父亲上下班,他还住在门房,兼听差和门卫。我家有位山东厨师,买菜做饭全包了,他擅长鲁菜,当时北京的饭馆也是鲁菜一统天下。没有胖丫头,却有两位奶妈和一个干杂活的老妈子。我家总共四口人,我和弟弟一人有一位奶妈,断奶之后她们并不走,因为我母亲是北平第三十八小学的校长,工作忙,基本上不带孩子。家母毕业于天津女子师范专科学校,在当时就是文化程度较高的新女性了。家父是大学教授,还在中学兼课。父母一个月的薪金合计超过三百(银)元,一袋兵船牌白面(四十斤)才两元。这是上世纪30年代的事,教师的待遇甚高。

“七七”卢沟桥事变那年我六岁,至今还记得日寇攻打宛平城隆隆的炮声。家人往窗户上贴牛皮纸条,防备震碎的玻璃伤人,再就是大夏天的挂上棉门帘,说是可以挡住炮弹的碎片。除此之外,老百姓再没有什么防御措施了。一天夜晚,爸爸到小床边来亲吻弟弟和我,把我弄醒了,他只说了一句话“乖,听妈妈的话”,就匆匆转身出屋。我隔窗看见爸爸提着一只小皮箱,由妈妈送出了四合院。后来才知道,爸爸跟随他任教的大学连夜撤退到南方去了。

此时正值暑假,不上学。我在胡同口看见许多伤兵,从西往东撤退,附近的居民纷纷上前送茶水、鸡蛋,人力车夫还主动拉车把伤兵送往医院。后来妈妈告诉我,这是宋哲元将军率领的二十九路军,英勇抵抗日寇,他们是抗战英雄。

月底,日本兵进了城。妈妈不准我和弟弟出门。秋后学校复课,仍然由奶妈送我去上学。由于父母都是教师,想对我进行智力早期开发。妈妈多次给我讲她的教育计划,要我五岁上小学,十岁上中学,十六岁上大学,二十岁出国留学。还说,只要我做到了,弟弟也能做到。然而,现在我们师大附小校门口挂上了日本的膏药旗,师生进出校门必须给它鞠躬。不久又来了日本教员,规定我们一律学日语,不准说自己是中国人。第三十八小学的情形也大致如此。我妈妈愤然辞职,不给敌伪做事,还叫我也退学。她含着眼泪说:“不当亡国奴!就在家,妈教你。”她精心设计的教育计划,在我刚上二年级的时候就被破坏了,怎不伤心落泪。

二舅一家人从河北省无极县老家逃进北京城,与我们住在一起。二舅说日寇在农村杀人放火,无恶不作。妈妈说,日寇在城里进行奴化教育,强迫市民当亡国奴。夜晚,关好了院门,大人们就聚在北屋听武汉电台的广播。这个节目一开始总要播放《义勇军进行曲》,妈妈常把我从床上叫起来学唱,还把歌词抄下来,教我读写:“起来!不愿做奴隶的人们,把我们的血肉,筑成我们新的长城!”

这年冬天,妈妈带着我和弟弟离开寿康里2号,住进天津的英租界,又搭乘招商局的轮船到香港,再转到江南,开始了流离失所的难民生活。八年抗战,我们辗转逃难,吃过草根树皮,住过山洞窑坑,见过饿殍当道,哀鸿遍野……在云贵高原风雪交加的山路上,我也曾想起寿康里四合院的“天棚、鱼缸、石榴树……”

岁月飘忽,斗转星移。我二十七岁才回到北京。弟弟远在新疆建设兵团。父母早已埋骨于抗战陪都重庆。由于“反右”的问题,我被我热爱的部队“复员处理”回家。其实无家可归。只好寄居在寿康里2号二舅家的门房里。这间门房六平方米,从前是“骆驼祥子”一个人居住的地方。现在容纳三口之家:妻子受我牵连,也从部队复员,而且,我们的大妞儿又不合时宜地凑热闹,闯人人寰。

这个四合院的变化也很大。二十年前我们离去时,所有的书籍、家具、衣物用品全都委托二舅代管。后来,由于日寇的种种暴行,农村成了人间地狱,无极县老家的二姨、五姨、大表姨几家人都逃到寿康里来避难,“独门独院”变成了大杂院。好在彼此是亲戚,生活拮据,就变卖赵家留下的家什,待到我回来时,亲戚们总算匀出来这间门房,还有一张老式大木床,哈,此床真大,睡三口人还有富余,我便坐个小板凳,趴在床边写小说。当时我处于失业状态,许多单位一看档案就不肯录用,总共几百元复员费,坐吃山空,穷而为文,卖文餬口。

大妞儿生于8月,天热,她又长得白白胖胖,前胸后背都起了痱子,我就买来一辆竹制儿童车,每天傍晚推着她到胡同里乘凉。邻居老太太竟然还能认出我来,说:“这是赵家老大吧?在胡同里打雪仗,还把皮球踢到我们院里,过来捡球先鞠躬,特懂礼貌的孩子,一转眼也当爸爸啦!你妈妈跟我同岁,她还留在南方当校长哪?”问得我一时说不出话来。心想,母亲二十九岁离开北京,带着两个幼儿辗转逃难,尝尽了人世艰辛,逃到湖南,她当中学教员,全家吃一盘辣椒炒竹笋;逃到重庆,她任大学图书馆管理员,全家吃一碗辣椒炒魔芋豆腐,这可是比草根树皮好吃多了。只要条件允许,妈妈就为教育事业努力工作。可惜,营养不良,积劳成疾,四十一岁就被败血症夺去了生命。

1961年夏,我家又十分错误地添了个二妞儿。好在我和妻子都有了工作,只是单位太远,我在北郊昌平县朱辛庄的农机研究所当秘书,清早五点半骑自行车二十二公里去上班,绝对不敢迟到,因为我失业一年,穷怕了,情急之中给彭真市长写信请求工作,没想到一周之内就有批复,这样的工作机会太难得了,内心感激,岂可迟到早退?妻子在西郊八大处的调节器厂上班,买张汽车月票,也得早晨六点出门。这是许多双职工家庭共有的难题:孩子谁管?此时正值三年“经济困难”时期,有些农民逃荒进城,殊不知城里也是“瓜菜代(粮)”。妻子的产假只有五十六天,她真的急了,竟然从寿康里胡同口大槐树下领回一家徐水县逃荒的母女,条件很简单:我们提供吃住,她母女二人负责带孩子,做饭,管家,不要工钱。此事存在许多蹊跷,简言之,这六平方米的门房没了我和妻子的立锥之地,把这个家全都交给了她娘儿俩。当时粮票比钞票重要,你吃个窝头,二两粮票三分钱,这点儿钱好办,谁兜里都掏得出来,粮票却是紧紧巴巴的呀。我的口粮定量一月三十二市斤,妻子三十斤,全部交给徐水县的母女还不够吃,为什么?她娘儿俩是老实人,实话实说:起初,人民公社化,社员吃食堂,大锅饭,放量吃,把胃撑大了。然后大跃进,徐水“放卫星”,“亩产小麦七千斤”,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来视察,也受骗上当了。再往后就是闹灾荒,有真有假:天灾是假,风调雨顺,老天爷没跟咱过不去;饥荒是真,既然你上报“粮食亩产几千斤”,上面就来个“高征购”,唉,粮库无粮,食堂只能供应野菜汤。如今可好,她娘儿俩有饭吃了,我和妻子也不能喝西北风呀,在亲友之间东挪西借,睡办公室,勒裤腰带,终非长久之计。

战友杨恕动了恻隐之心,帮我搬进光彩胡同9号前跨院的南倒座。这个南房两小间,总共十二平方米,居住面积陡然扩大了一倍,心想,世间必有真情在!最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,徐水县的娘儿俩也打道回府。大妞儿送进托儿所,妻子带着二妞儿上下班,白天寄放在工厂的哺乳室,幸好当时的年轻人懂礼貌,在公共汽车上看见抱小孩的妇女,立刻就有人让座。不像现在,生活越富裕,年轻人越自私。

光彩胡同是新名称,原名王恭厂。我有职业病,喜欢写小说也就喜欢寻根问底,王恭厂是不是“王工厂”的错写?读了些古书,才知道明朝的一次大爆炸就发生在此地,当时全城都听得到巨大的爆炸声,气浪掀翻了附近的骡拉轿车,剥掉了行人的外衣,铁霰散落到四华里以外的西四牌楼,王恭厂的房屋化为齑粉,留下个十丈方圆的大坑。这次爆炸露了馅儿,王恭厂原来是一座兵工厂。此地虽然在内城的西南角,却仍然是居民区。在居民区建兵工厂,是当政者的一大错误,因此朝廷百般掩饰,没有公开追究责任,连爆炸原因和伤亡人数都不予公布,成为一大历史疑案。

现在的光彩胡同,东西向,长不足百米,东口较宽,不知是不是当年兵工厂爆炸留下的大坑,虽已填平,却不宜盖房。整条胡同只有十几个院落,还包括一个煤厂,堆放煤末,加工煤球和蜂窝煤。一家小型街道工厂,制作黑白铁用具,是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,“我们也有两只手,不在家里吃闲饭”,由家庭妇女组成。一家小杂货铺,两间民房,前面一间售货,后面一间住人,原本是个“夫妻店”,公私合营的时候“组织起来”,派来一位也是小商贩成分的小组长,三人合作经营。“文革”期间,小杂货铺也闹革命,那夫妻二人斗争“当权派”,对小组长实行“无产阶级专政”,监督劳动,不给报酬。邻居说:“斗小组长,他官儿太小吧?”答曰:“中央文革小组的头头,不也是个小组长嘛!”

我住的9号院有点名气,因为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翁文灏曾经租住过。这不是典型的四合院,它带前跨院和后院,院内有枣树、榆树、葡萄架,五间北房相当高大,铺彩色瓷砖地面,大玻璃窗,有点洋气了。前跨院质量较差,房间矮小,泥顶无瓦,是给用人和门卫住的。战友杨恕复员回京当厂长,哥俩都是党员,父母过世后,谁也不愿意继承房产,当房东,收房租。于是决定,只留下几间自住房,其余交公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,前跨院空出了两小间房,我也是吉星高照,立马填补了真空。

7号院属于国务院的高干住宅,据说住着什么副部长,我们平头百姓是不去串门的。再往东就是5号院“大红门”了,每天早晨吉姆牌高级轿车开出这两扇红漆大门,傍晚又鸣两声喇叭,红漆大门立即打开,挂着咖啡色丝绸窗帘的黑色吉姆再开进去,首长是在院子里上下车的。

一次,我家的大黄猫叼着个塑料袋从房上跳下来,离拉歪斜地走回家,妻子一看,原来是它偷回来一袋半斤重的肉松。甭调查,一定是“大红门”的。当时买肉凭肉票,我家要是买三毛钱肉,还尽量要肥的,回来用它炸一大碗黄酱,全家人吃好几天,谁舍得拿肉票买肉松哩。是不是把这袋肉松给“大红门”送回去呢?我说不送,高干有“特供”,我在西单菜市场见过,“大红门”的厨师拿出副食“特供本”,鸡鸭鱼肉随意买,而且比市价便宜得多。他们丢了肉松,再去买几斤嘛。我的女儿上小学了,还没尝过肉松是啥味道哪,来!咱们现在就把它吃了,也给大黄猫用肉松拌一碗饭,大家解馋,在肉松面前人人平等,人猫平等。

光彩胡同9号是个大杂院,住过编辑、教师、理发员、售货员、科长、股长和两户工人师傅。邻居之间彼此照顾,这对双职工家庭尤其重要。譬如,我的两个女儿就可以不当“脖子上挂钥匙”的小学生,而是把房门钥匙挂在“北屋奶奶”的窗棂上。副食店一旦来了芝麻酱、免收粮票的豆制品等“紧俏食品”,售货员阿姨就会“通风报信”,叫孩子们赶紧去买。送蜂窝煤的来了,尤其是冬储大白菜,邻居垫钱,帮着搬运,照买不误。“南屋爷爷”半夜发病,我们年轻人也蹬着平板三轮车及时把他送进医院。这个大杂院我一住二十二年,几户老邻居至今不断往来。

每当看到小胡同墙上那些打眼的“拆”字,心里都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。而住进厨卫齐全的单元楼,冷冰冰的防盗铁门一锁,邻居老死不相往来,怎不令人怀念小胡同、四合院那温馨的邻里关系呢!继续阅读《人烟(书号:11357)》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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